非对称风险

TL;DR: 如果一个人将其个人的最大利益注入某项事业，那么他在这项事业上的言论往往最可靠也最令人信服，一个人参与“风险共担”的程度越高，他的话就越可信；而那些不做任何具体贡献也不承担任何风险（却只想着自己地位和利益）的人，他们的话是最不可信的。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68个笔记

绪论

干涉主义者的第一个缺陷，是他们把思维局限在一个步骤上，他们没有意识到事情总有连续性后果。

第二个缺陷，是他们无法区分“统一整体”与“单一表现”之间的关系，就像身体是一个由多个维度构成的统一整体，而胆固醇水平则是衡量身体健康状况的某个单一维度的表征。

第三个缺陷就是他们没有能力预测，他们无法预知被他们攻击的对象会因为他们的干预而产生怎样的变革，是否会因此而发展壮大。

即使在当今世界，君主的合法性仍然依赖于“皇室和贵族为国家承担风险”的社会契约。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国皇室成员安德鲁王子驾驶着直升机在前线作战时，承担了比普通士兵更多的风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源于一个古老的社会契约，即贵族的特殊地位源于他对其领地上平民的保护，他用承担风险的代价换取了自己的优越地位，所幸的是，无论是英国王室还是平民，他们依然记得并奉行着那份社会契约。如果你不能为人民承担风险，那么你无法成为他们的领袖。

有人会问，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天然会造就不用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官僚，那我们该怎么办？好吧，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分散权力。委婉地说，就是地方化，以减少那些得以从自身错误给别人造成损害的后果中被豁免的决策者。分权基于这样一种朴素的理念，让那些不为自己的决策承担后果的人只能做一些影响较小的决策，而不是让他们做影响巨大的决策。所以，分权的体制能够减少体制内那些后果严重且影响剧烈的非对称性。

最糟糕的还不止于此，公众由此对自由市场失去了信心。公众把腐败和任人唯亲归罪于放任自由的市场，而事实恰恰相反，是政府的干预造成了贪污腐败，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救援行动，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脱离了“决策者承担后果”的风险匹配原则，使得市场的受益者、决策者和参与者可以脱离“风险共担”，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并攫取利益。

干涉主义的案例是我们故事的核心，因为它展现了缺少风险共担机制会造成伦理方面和认知方面的双重影响。我们发现干涉主义者从不吸取教训，这是因为他们不是自己错误的受害者，并且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只有经历过疼痛才能体验并学会真知：

学习是通过代际筛选来实现的，进化筛选出来的幸运儿把他们这一代习得的知识遗传给他们的下一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参与“风险共担”就是参与进化过程，而正如参与进化的物种始终面临着灭绝的风险，参与“风险共担”的人也必然要承担风险。

如同前文所提到的，许多不称职的飞行员现在躺在大西洋海底，许多爱冒险的司机现在躺在绿树环绕的安静墓地里。交通变得更安全并不是因为人类从错误中学到了什么，而是因为系统本身淘汰了犯错误的人，并由此得到了改善。系统的进化模式与人类不同，它建立在筛选的基础之上。

推荐序1

没有“风险共担”就一事无成，真正的理性在于避免系统性毁灭。

译序

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决策过程主要是由激素推动的。知识、经验和理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我们往往是在做出决定之后，再用智慧去寻找证据以便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第一卷 绪论

过多地纠结于概念本身将妨碍你在实践中理解这个概念。

人类的正义理想、个人的荣誉感、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其他事关人类生存的最宝贵的品质。

安泰俄斯之死

最糟糕的还不止于此，公众由此对自由市场失去了信心。公众把腐败和任人唯亲归罪于放任自由的市场，而事实恰恰相反，是政府的干预造成了贪污腐败，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救援行动，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脱离了“决策者承担后果”的风险匹配原则，使得市场的受益者、决策者和参与者可以脱离“风险共担”，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并攫取利益。

干涉主义的案例是我们故事的核心，因为它展现了缺少风险共担机制会造成伦理方面和认知方面的双重影响。我们发现干涉主义者从不吸取教训，这是因为他们不是自己错误的受害者，并且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只有经历过疼痛才能体验并学会真知：

学习是通过代际筛选来实现的，进化筛选出来的幸运儿把他们这一代习得的知识遗传给他们的下一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参与“风险共担”就是参与进化过程，而正如参与进化的物种始终面临着灭绝的风险，参与“风险共担”的人也必然要承担风险。

如同前文所提到的，许多不称职的飞行员现在躺在大西洋海底，许多爱冒险的司机现在躺在绿树环绕的安静墓地里。交通变得更安全并不是因为人类从错误中学到了什么，而是因为系统本身淘汰了犯错误的人，并由此得到了改善。系统的进化模式与人类不同，它建立在筛选的基础之上。

对称性

实际上，一直有经济学家指责我想逆转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银行业破产保护制度，更有甚者指责我想把银行家们送上古老的断头台。其实我的本意并非如此，我只是希望通过施加某种程度的惩罚，使得罗伯特·鲁宾玩的那种勾当因风险过高而失去吸引力，从而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重要的并不是你预测准了多少次，而是在你预测准确的那一次里，你真正赚到了多少钱。同理，即使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只要造成的损失不太大，其实就无关紧要，这类似于研究过程中采用的试错法。

相对而言，我们更容易知道哪些事情是明显非理性的——首先是那些威胁集体生存的事情，其次是威胁个体生存的事情。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如果某自然规律符合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特征，那么违背这个自然规律就是明显不理性的（除了由杀虫剂公司赞助的反对者以外，其他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说的人应该去做，做的人应该来说。

那些只会用复杂方法解决问题的人，很不喜欢用简单的办法。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宣扬干涉主义的人，往往热衷于复杂的解决办法，往往来自一个复杂且混乱的官僚体系。所以他们只会用复杂的方法，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

你在那种紧张和专注的环境下所学到的东西会永远属于你。你的大脑也许不会再表现得那么聪慧和睿智，但是没有人能拿走你已经学到的东西。这就是我反对传统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因：它完全是一个“任由书呆子制造更多书呆子”的体系。如果我们把数学变成和孩子们自身兴趣和利益切身相关的事情，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爱上数学，长大以后会自觉地运用数学方法，并及时发现数学在哪些领域被滥用了。

第一种是制定监管措施。不过，监管措施不仅会限制公民的个人自由，而且会带来另一种形式的掠夺。掠夺者包括州政府、州政府的代理人和代理人的亲信们。更糟糕的是，那些雇用优秀律师的人可以把监管体系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的办法就是雇用原先的监管者，支付给他们高额的报酬，并弄得尽人皆知，这就在无形之中给现任的监管者发出了隐含的贿赂信号。更糟糕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监管措施一旦开始实施就会被越搞越复杂，即使有证据表明某些监管法规荒谬透顶，但是在体制内受益者的压力下，政客们也不敢废除这些监管措施。于是，监管措施不断膨胀，其复杂程度超出想象。为了应付这些监管措施，企业丧失了创造力，人们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不确定性的共同基因

把一本书读两遍的收获要远大于读两本不同的书，这就是“非线性凸性效应”（前提当然是这本书的内容是有深度的）。

第二卷 初探代理人问题

但是，如果出货的对象是一台冰冷的电脑，一个没有人性的市场，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绝对不是你身边的同行交易员），而是我们称之为“域外人”的那种离我们很远且谁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可怜笨蛋，这种抛售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允许的。我们与某些人之间存在着情感联系，与另外一些人则只是交易关系。这两种关系之间有一堵道德的高墙，就像我们呼吁保护家养的动物，却对蟑螂毫无怜悯之心。

但是，这则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买家是“域外人”，我们该怎么处理，对这些“域外人”，我们的亲情、友情和羞愧感似乎都不适用了，他们离我们的现实世界是那样地遥远，以至我们感觉可以对他们放松甚至放弃道德标准。

“风险共担”对群体的定义是：某空间内存在一种机制，即别人会以你对待他们的方式对待你；该空间内还普遍存在一个规范，即个体奉行银律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戒条来对待他人。

第三卷 最大的非对称性

民主，字面上的定义是按多数人的意见做决定，但它可以容忍敌人的存在吗？或许下面这个问题更有助于你的思考：“如果有一个政党在其章程里明确提出要禁止言论自由，那你同意剥夺该政党的言论自由吗？”再换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建设这个社会的初衷是保持宽容，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对威胁这种初衷的事情保持宽容呢？”这实际上涉及逻辑大师库尔特·哥德尔在参加公民入籍考试时发现的美国《宪法》中的存在的逻辑悖论。传说哥德尔当时就这一问题与主持宣誓仪式的法官展开辩论，最终还是一起等着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爱因斯坦把他从辩论中解救了出来。

市场像一个巨大的电影院，但出口很窄。

科学探索其实是一个由少数派主导的过程。科学并不是科学家思想的总和，而是如市场一样，充满了固执的偏见，一旦某领域的真相被揭示以后，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以前掌握的都是错的。如果科学探索奉行多数人共识的原则，我们现在就可能还在中世纪，爱因斯坦可能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有爱好，没成果”的专利局职员。

革命，毫无疑问是由偏执的少数派推动的，整个社会的进步，无论是在经济还是道德层面上，都源于一小部分人的推动。

社会进步并不来自共识、投票、多数派、委员会、雄辩的讨论、学术会议、茶和黄瓜三明治。只要有顽固少数派发挥与其数量不相称的作用就能推动社会进步。我们需要的只是非对称性，以及全身心投入“风险共担”的少数人。由于非对称性在现实世界几乎普遍存在，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固执己见的少数派。

第四卷 狗群中的狼

他们会因不可靠的行为，比如不能按时上班而受到惩罚。实际上，你给他们创造的工作使他们对你产生了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使得他们变得可靠，你支付的工资正是在购买这种可靠性。

冒险者在社交方面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自由常与冒险相关，你今天的自由来自你昨天承担的风险，而这种自由可能把你带向明天的风险。如果你承担了风险，你就会感受到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冒险者甘愿去过冒险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野生动物。

真正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有或没有什么，而是他害怕失去什么。

第4章 别人为你承担风险 老卡托的名言：“我宁可听到人们质问为什么罗马街头没有我的雕像，也不愿意听到人们质疑为什么罗马街头会有我的雕像。”

第五卷 活着就要承担风险

原因就是之前所提到的，生活是需要付出某种牺牲和承担某种风险的。只有承担了风险并做出了牺牲，那才是你的生活。如果你不承担风险（而且有时候这些风险还是不可逆的，带来的后果是不能修复的），你就不能真正在实践中探索和前进。

第6章 聪明的白痴

“白知”是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从20世纪中期就开始扩散，如今已是遍地开花，我们现在的生活正由这群没有参加过“风险共担”的人控制着。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在整体经济中的影响（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与一个世纪之前相比，要大5~10倍。“白知”看似无处不在，但其实在绝对数量上仍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常见于专门的机构、智库、媒体以及大学的社会科学系。他们大部分人都有体面的工作，而招聘“白知”的岗位并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数量少却影响大。

“白知”总是将那些自己无法理解的行为定义为反常、特例、病态和非理性，却没有意识到可能是自己的理解力有限。他们认为人们的行为应该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而他们能够知道别人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尤其是那些乡下的农民和发不出清脆元音并支持英国脱欧的底层人士。

我们考虑政治问题时常侧重普遍参与性，而“白知”则只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当公众投票结果符合他们的期望时，他们称之为“民主”，当投票结果与自己意见相左时，他们称之为“民粹”。

第7章 平等和风险共担

人们憎恶的并不是那些自己承担风险的富人，他们真正憎恶的是那些身处高位却不承担风险的人，这些人并没有用身家性命参与“风险共担”，他们也不可能从他们目前的地位和财富水平上摔下来，更不可能穷困潦倒到排队领救济的地步。

真正的平等是概率上的平等。只有“风险共担”能防止系统崩溃。

如果只提高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能创造动态的平等，而应该让顶层的富豪轮替，或者迫使他们向其他阶层的人开放更多的机会。

一个人通过某种方法（比如经历一个随机过程）变富了以后，将一直保持富裕状态；另一个人从上层跌落到中下层级，他将永无翻身之日。在这种情况下，他理所当然地憎恨富人。另外你注意到了吗？当国家很大的时候，高层的人很少向下流动（比如法国），整个国家对大公司很友好，保护它们的高管和股东免受中低层之苦，甚至还鼓励他们变得更富有。

普通人之所以不像“知识分子”和官僚那样猛烈抨击财富不平等现象，是因为忌妒只会发生在相邻的阶层，而不会穿越多个阶层。

工业化社会以后的富人在社交上隔绝了穷人，穷人对于他们而言变得理论化了，成了教科书上的概念。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讲的那样，我从未见过一个正统的剑桥大学讲师和一个巴基斯坦来的出租车司机一起闲逛，或者和操着伦敦腔英语的工人一起举重。因为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有权把穷人当成一个观念来对待，一个由他们创造的观念。因此，他们确信自己知道什么才是对穷人最有利的。

概率论、统计学和大数据分析的核心不是数据，而是基于观测得出的逻辑——尤其当观测数据不足时，逻辑就至关重要了。

他没有意识到，统计学并不关心数据本身，核心是通过数据提炼逻辑，从而避免被随机产生的数据愚弄。但是无论我怎么苦口婆心，普通大众和他那些崇拜国家机器的白知同事，都认为这是一本很了不起的书（至少他们这会儿是这么想的）。

所以公职部门存在着隐性的贿赂：你对某行业某公司好一些，比如说孟山都公司，它之后也会照顾你。它做这些并不是出于荣誉感，而是要让这个机制运转下去，以此来鼓励现在监管它们的公职人员对它们好一些（像你曾经做过的那样）。

第8章 一个叫林迪的专家

林迪附近就是百老汇，有些演员卸妆之后会聚在这家店里聊天，他们对正在演出的剧目和其他演员评头论足，然后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已经连演100多天的演出，总能吸引到足够多的观众支持其再演100多天，已经演了200多天的也还能再演200多天，这就是所谓的“林迪效应”。

将脆弱性定义简化为针对混乱无序状态的敏感程度

其实，时间是相当无序的。我们把抗争时间带来的无序性视为一场光荣的战斗，称之为生存，其实它就是我们应对无序状态、处理混乱事件的能力。

只有那些无生命的事物才不会腐烂变质，它们就是林迪。林迪可以包括观点、书籍、技术、程序、制度和政治体制，这些事物没有导致其自身衰老和消亡的生物钟。

事实上，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人面对的生活和他们不一样，他们也不试图去了解其他人生活的真实情况。事实就是，商人承担着风险，他事业的成败得失并不依赖于其他商人的评判，如果有什么人能够评判他们，那么也只能是他们的会计（当然，商人也需要避免违背道德规范）。而且，你不仅不想要同行的赞许和支持，你甚至希望得到他们的否定（除了道德问题）。一个久经沙场的老交易员曾经和我分享了他的体会：“如果这个大厅里的人都很喜欢你，那么你一定做错了什么。”

任何东西一旦带有竞赛的意味，就会扼杀对知识的探索。

如果一个人将其个人的最大利益注入某项事业，那么他在这项事业上的言论往往最可靠也最令人信服，一个人参与“风险共担”的程度越高，他的话就越可信；而那些不做任何具体贡献也不承担任何风险（却只想着自己地位和利益）的人，他们的话是最不可信的

而是因为科学灵感符合林迪效应，或者说那些科学灵感的火花自己要承受着现实世界的脆弱性考验

任何事物想要生存，都必须面对风险的检验，能存活下来的就是好的、对的、有用的、无害的和能够保护用户的。在林迪效应下，一个想法要接受“风险共担”的检验，这种检验不是用已知真理去验证它，而是用各种灾难和意外去验证它，一个好的想法同时也应该是好的风险管理者，不仅不会给持有这个想法的人带来伤害，而且会对其生存有益。

人类对于愉悦事物的感知不如对悲凄事物的感知那么强烈。塞内加在几乎所有文字中都流露出厌恶损失的情绪。

相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我们更容易知道什么是错误的。想想银律打败金律的逻辑优势。恩尼乌斯说过，如果没有“坏”，“好”也就没那么好了。

第六卷 再探代理人问题

时间和现实联手帮我们过滤掉了那些能力不足的人，而时间和现实并不在乎长相。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需要知道的信息和他所能够理解的信息，往往是不相匹配的。这并不是说细节不重要，而是那些我们很想去了解的细节，往往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核心的价格形成机制上引开。

一个人只有经历了长期的投资生涯之后，才能总结出一种独特的思想，当他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旁人仅凭语言很难理解他。

道金斯的失误在于他把人们针对自然现象的反应和行为，全部归因于高度智能化推理的结果，从而忽视了人类在做某些决定时对经验的依赖。

第10章 只有富人受害：其他人的偏好

把事情搞复杂，就能轻易地骗到富人的钱。穷人当然是不用担心这方面风险的。这种把事情复杂化的做法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提到的，学术结论要尽可能地复杂化，避免使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概括。

如果财富使你的选择变少了，而不是选择更多更丰富，那么你肯定已经走错路了。

第12章 事实是真的，新闻是假的

记者是你如今能找到的最不安全的职业了，大部分记者的收入刚够糊口，经济不安全感反过来加剧了新闻行业脱离读者的恶化趋势，因此，他们很容易被说客操纵，就像我们在转基因作物和叙利亚战争等话题中看到的情况那样，一旦你对英国脱欧、转基因作物或者普京等话题发表一些不中听的言论，你就被淘汰出局了。这和一个多样化的、繁荣和有序竞争的正常生意相反，在生意场上，采取“我也是”的态度通常是致命的。

第13章 经营美德

第一，不要试图表现美德；第二，更不要打着美德的旗号从事寻租活动；第三，你必须自己创业，把自己放到第一线，去开创一项事业。

漫长的进化史告诉我们一定要远离宏观概念，远离抽象事物，远离全球目标，远离那种所谓的社会改造计划，所有这些都只会给社会带来尾部风险。创业对于社会来说，多少会有所帮助，因为创业只会带来活力，而不会恶化整个社会的风险。专业的救助机构对社会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它们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伤害（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了，我相信除了少数慈善组织，大多数慈善救助机构最终给社会带来的是伤害）。

第八卷 风险和理性

你愿意为一个事物承担多大的风险，揭示了你对该事物的信任程度。

第19章 承担风险的逻辑

如果有人认为自己能够取得和市场相同的回报水平，那么他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混淆了集合概率与时间概率。投资人要么是出现损失以后本金减少（以后追不上指数上涨了），要么是他即将退休，要么是打算和原配离婚、迎娶邻居的老婆，要么是他在接受阑尾炎手术后染上了毒瘾，要么是他改变了生活态度，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此投资人的回报都会低于市场总体回报水平。

如果没有参加过“风险共担”，又想理解涉及概率的问题，那么这个人一定要具备超高的智慧。对于那些接受了过度教育又严重缺乏实战经验的人来说，理解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当然，除非他是一个天才，有着敏锐的头脑，能看透思维的迷雾，而且对概率论有深刻的理解。

在实践中，这种方法是通过事先设定的阈值来实现的，其目的是便于操作。阈值的概念并不复杂：盈利突破某一事先设定的阈值水平时，你就选择更加积极地下注；当你开始损失并跌破阈值时，你就减少下注金额，就好像有一个开关在控制你的下注金额一样。事实上，证券市场上几乎所有活下来的交易员都是这样做的。

理性就是避免系统性毁灭。

后记

当一个人胡子还是黑的时候，要注重推理，忽略结论；当他的胡子变灰的时候，要推理和结论并重；当他的胡子变白的时候，那就跳过推理，直接关注结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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